1935年秋冬，我父亲汪锋再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，和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起，被武装看押在瓦窑堡。据父亲讲，当时天天有人在关押他们的窑洞前面磨刀，大家也就都因此而作好了牺牲的思想准
“刀下留人”后的父亲从毛主席、周副主席那里直接领受秘密任务
没有想到的是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陕北。沿途的所见所闻，已经使中央的领导者们深刻地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发出了“刀下留人”的命令，并紧急派出王首道、贾拓夫等代表中央来到瓦窑堡做甄别工作，挽救了许多革命者的生命。父亲第一个被释放出来，并由王首道通知，让他马上赶往中央去接受任务。
笼罩在父亲心头上的阴云顿时云消雾散，想到又能为党工作，他拼命地打着马，想尽快地见到毛主席，见到周副主席，见到其他的中央领导人。
经过两天的路程，父亲赶到了富县原东村，杨尚昆等同志早已等候他多时。杨尚昆告诉他，他的任务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委派，随后的一个多星期，中央首长们多次约谈他，特别是让他谈了他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和西北军的情况。之后，毛主席又单独地约见了他。
在毛主席的窑洞里，主席缓慢而清晰明确地给他布置了任务，要他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西安，和杨虎城将军谈判，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。主席全面地分析了形势，他告诉父亲说，谈判成功的希望非常大，但也要他作好牺牲的准备。父亲当即向毛主席表示，自己决不怕牺牲，有信心完成好任务。主席说他会亲自给杨虎城将军写封信，让父亲带着，并让父亲等他写好信后再出发。
父亲和其他同志一道，详细地制定了谈判计划，仔细地研究了谈判细节，对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准备了对策，制定了谈判的方案。并且，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路线。过后，父亲拿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、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高级参议的信，将这些信和党的《八一宣言》缝在一件长棉袍里，穿在身上。肩上搭上一个褡裢，装上一把算盘，提了一包行李，扮成讨账先生，途中又雇了个车夫，义无反顾地向西安方向走去。
沿途险情不断，又总能化险为夷
一路上还算顺利，到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武县离县城不远时，他打发走了车夫，一人独自向前。突然，有两个人大喊大叫地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强行阻挡住了他的去路，要搜查他。父亲当然不干，双方就撕打了起来。混乱中，有人一把扯破了穿在他身上的棉袍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信和文件流淌了一地，双方不约而同地都停了下来，两个家伙低头一看，只见有个信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陕西行政公署杨虎城主任亲启”的字样，顿时傻了眼。父亲立刻判断出来人不是国民党的正规特务，灵机一动，马上沉下脸来，大发雷霆，瞪大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，大声斥责，声称自己是政府派出的高级特工，在做秘密公干。骂着说：狗日的，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，杨主任知道了，看你们还想活不想？两个家伙赶忙解释说他们不是土匪，是县长派出来巡视的，看到送我父亲的车轮上有红色泥土，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，就追上来盘问。父亲就势了解了情况，当他听到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时，不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党伯弧早年参加共产党，和我父亲多有来往，知道他是杨虎城体系内的人，估计不会坏事，便缓和了口气，假装算了，让特务去把党县长叫来，他有话要说。经此一闹，两个特务早已吓得战战兢兢，彻底服软。一个收拾好东西低头哈腰地跟在父亲后面，一个返身向县城跑去，去向县长通报。
父亲端起了架子，路边找了一个茶馆，由特务伺候着他养足了精神。估计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让特务提着行李跟在他身后，向县城走去。到了北门外，县长党伯弧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啦。可是当他看清楚来人竟然是陕西共产党的大头子汪锋时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父亲快步上前握住党伯弧的手，热情地大声寒暄，并小声说有话要说，让党县长支开了特务。在确信没人能听到他们谈话时，父亲就严肃地告诉党伯弧，他是代表红军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的，如果想要升官发财的话，可将他交给国民党驻军（东北军），可是为国家民族和西北军的前途着想，就应该帮助他去见杨虎城。党县长马上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，他非势利小人，决不会把我父亲交给敌人。但长武县离西安有三百多里，途中特务和关卡很多，也不知道杨虎城的态度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他实在担待不起。父亲想了一下即说，可以将他当作“要犯”，押送到西安去交给杨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父亲也绝不会牵连他。党伯弧同意这个办法，招来特务把我父亲押进县城关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派了几个兵拿着枪，将我父亲捆着，用汽车送往西安东关西北军军法处。
谈判初始并不顺利。父亲耐心细致的工作，更有许多党内外朋友的相助，终于达成协议
到了西安后不久，杨虎城将军看过了毛主席的信，在新城他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我的父亲。见面后，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，他说，他和他的部下都认为红军没有诚信，并提出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，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，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，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，使杨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；第二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，指责杨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，让杨查办，杨未予理睬，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；要我父亲解释。父亲说，将军是军事家，汉中是个盆地，红军若想消灭孙部，可守住隘口，围而聚歼，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。红军此次战役目的，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，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，调动其回防，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。事实上，此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，胡宗南部确实回撤。同时，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，才使孙部不受牵制，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，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。父亲同时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，由于误会被错杀，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，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，贵部没有共产党。同时，向杨虎城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，和联合的目的。杨虎城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，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父亲，说自己的公务繁忙，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。随后，结束了会谈。
父亲住在军法处，处长张依中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，跟我父亲早就认识，时常向他打听刘志丹等人的情况，暗示想重新入党，对我父亲非常照顾，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。在军法处，我父亲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，也时常外出，去找杜斌丞等人，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，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。
王菊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，在渭华暴动中和我父亲相识，虽然脱党，但思想倾向革命。有天，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，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，杨已经下令，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，一定要抢回来，抢不回来的话，也只能交死人，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。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在和王菊人进行了多次商议后，确定了合作的四个协议：一、双方各守原防，互不侵犯，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，放空枪，打假仗，以应付环境；二、双方可以互派代表，在杨处建立电台，紧密联系；三、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，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；四、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，先由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。后来，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，气氛很好，是礼节性的，主要是告别。杨虎城说有个朋友要托我父亲带上一道走，还向他介绍了护送他们的副官庞子杰，但杨虎城并不知道庞是我父亲领导下的中共党员。
在归途中，父亲知道了跟着的人叫王世英，也是中共党员。可是他们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当作探子捆了起来，直到有人认出父亲是原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时，才被释放，时间是1935年12月，父亲年仅25岁。
1936年8月，父亲和叶剑英、彭雪枫、边章伍、潘汉年、吴自立、刘鼎、刘克东等八人化妆成南京大员，又回到西安。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，我父亲率刘克东在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，直接和中央联络，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，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，此是后话。
由于我党在1935年即和杨虎城部达成了协议，战场上实际已经停火。而东北军在连连遭受打击时，却看到西北军进退有序，不受损失。这使张学良将军猜到了杨虎城将军和红军已经有了秘密协议。加上他的内部和部下，在红军和地下党的感召下，抗日情绪日益高涨，不愿再打内战，促使了他的思想变化，转而主动地去找党、找红军，走上了抗日的道路。最后，和杨虎城将军一起，于1936年12日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。
（摘自《中华儿女》2007年1月总第236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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